现代道德不是“一体的”，而是分类分层的。从分类角度讲，它包括历史道德，如阶级道德、党派宗教道德等；还包括公共道德，如社会道德、人伦道德、职业道德等。从分层角度讲，它又有常德、美德、圣德之分。当今理论界在道德问题上的理论困惑，很大程度也在于道德划分的混乱①。而其中最严重的混乱就在于取消社会公德—常德，而用崇高道德取而代之。 实际上，在日常的话语中，所谓道德通常就是指公德—常德②，而非圣德或崇高。现代社会公德—常德是大多人自觉自愿遵守的合乎文明人道的行为规范，如不损人利己、不损公利私、奉公守法、正直诚实、尊老爱幼、互尊互助等，它们的社会伦理意义在于对社会所有成员生存利益的公平维护，人人承担道德义务换来大家共同享受文明权益。它的核心是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均衡互利，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，不以个人利益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；同时，也不能以他人或集体利益名义无条件地（有法律的依据除外）损害个人利益，利人不损己。这是建立在现代民法通则和人权原则——公民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；个人有权自由支配并对自己行为负责——基础上的道德准则。而这恰恰是基于人文价值原则：人文主义首先是人本主义，是对每个公民生命权的尊重对个人自由选择权的尊重。因此，除去在特殊情况下，即当他人生命垂危急需救护而周围人又可能救护时，对他们可以提出道德要求之外③，任何人都无权对他人提出以“身家性命”为条件的实践崇高道德的“绝对命令”。如有人落水，若岸上某人不会游泳却一定让其跳水救人，那无异于道德谋杀。同样，在极“左”政治运动中，无论是以真崇高还是伪崇高（在当时也是真崇高）要求他人，一定让那些胆怯者或明智者或幼稚者自己跳出来自投罗网，或冲上台去批斗“反革命”，都是极不道德的，因为那必然会导致悲剧发生。尤其是当这种要求是以“绝对命令”形式出现时，后果更为可怕——不是自杀就是杀人。吕荧不就是由追逐“崇高”的人们所杀吗？这也是我认为今日王彬彬们应自省之处——在他们身上我又读到了这种引起可怕回忆的“绝对命令”。